今天，是全国第六个“扶贫日”，而近日揭晓的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表彰的亦正好是三位获奖者“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借此小编整理了关于其中备受争议的“发展经济学”与“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随机对照试验）”的观点，希望能提供有助于大家研究与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信息。

发展经济学，又叫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也被戏称为“穷国的经济学”。按照标准的定义，它是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经济学分支，但事实上，它算不上是一个标准的学科分支，而应该说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即只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就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

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批殖民地纷纷独立成为国家。究竟怎样才能迅速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上繁荣富强，成为了这些新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曾在20世纪50、60年代盛极一时，发展经济学家们纷纷成为了各国政要的座上宾。

不过，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好日子似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到20世纪80、90年代，曾经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抛到了让学术圈遗忘的角落，甚至有著名经济学家宣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死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发展经济学由盛转衰呢？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兴盛的数十年间，无数的发展经济学家根据自己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开出了无数的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并没有收到他们预期的效果。以援助为例，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一剂良方。但伊斯特利他们提供的例子又证明，援助不仅经常没有效果，还会产生负面影响。发展经济理论的这种“时灵时不灵”让其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在传统上被定位为研究国家的学问，因此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上展开的，而同时，其研究方法又主要集中于理论模型的推演。这两个特征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往往有“空对空”之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念”或“主义”，而实际应用的价值并不大。

为了破解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对自己进行更新。在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保持持续关注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了漫长的探索，以巴纳吉、迪弗洛、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们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或者说RCT。

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是成功的。经过几代经济学人的发展，主流的经济学已经构建起了一套严整的、逻辑自洽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大批数理经济学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包装，这让经济学至少在外表上已经有了足以与物理学抗衡的理论形态。

而在另一方面，经济学的脚步却略显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家都没有能像物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更遑论用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的是物，物是死的，可以相对容易地进行控制；人却是活的，他们的反应会对实验结果造成干扰，而对他们的控制还有可能带来很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们从没有放弃过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就曾在自己的课堂上进行实验，用来验证我们熟悉的供给需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很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就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的实验十分简单，能用来分析的问题也十分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部分经济学家也开始借助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的行为。由此，经济学家也有了自己的实验室。

不过，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的。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之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毕竟不是人在真实社会环境中的反应。它们究竟能否应用到真实世界，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得到有意义的经济学实验结果，就要直接把真实世界作为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是所谓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这种实验的逻辑，是借助于一些外生的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来对它们的表现进行比较。举例来说，经济学家们一直对最低工资法的效应争议不断，有的经济学家（例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就把最低工资法贬的一无是处，认为这会有损就业，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不久前自杀去世的原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Krueger）曾经以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动作为冲击，比较了这一冲击发生前后，新泽西州和临近的宾夕法尼亚州之间的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发现，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并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的RCT。严格地说，自然实验只是一种准实验（quasi-experiment），它只是对实验的模拟，而没法像真正的实验一样去对各种外生的干扰因素进行控制。而RCT则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为了完成对实验的控制，实验者必须真实地为被试者提供相应的激励。例如，如果要分析补贴对疫苗注射的影响，实验者就需要真实地对一部分被试者提供资金补贴，让他们作为控制组，来观察其反应。而其他的被试者，则应该被视为对照组，用他们来和控制组进行比较。严格地来看，当实验者进行这一切时，他们不应该让被试者知道自己的目的，甚至不应该知道自己是实验者。

从理论上讲，由于田野RCT的环境比实验室实验更为真实，因此可以比后者更好地模拟真实世界的情形。同时，比起自然实验，它又更加容易操控，因此能够更加灵活地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有点，田野RCT已经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尤其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这几乎已经成为了研究的标配。

很多地区的贫穷落后，本质上都是由于教育落后所导致的。对于这些地区的决策者来说，在教育资源总体有限的条件下，有效配置这些资源就是改善教育质量，进而帮助本地人民脱贫的重要举措。但是，究竟应该把这些资源分配到什么地方呢？一些观点认为，要用来给学生买课本；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应该先解决学生的午餐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克雷默和他的合作者一起，在肯尼亚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免费午餐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而课本也仅仅只对最优秀的学生有效。由此可见，这两个措施都不是有效改善教育质量的良方。

当然，教育资源的稀缺并不是教育的唯一问题。事实上，在一些情况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投入不足，而是出在老师并没有设计出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一旦教学内容适应了学生需求，教学效果便会明显提升。为了验证这一点，班纳吉和迪弗洛在两个印度城市——孟买和瓦都达拉进行了研究。他们随机选择了几所学校，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针对性辅导，并将教学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针对性辅导均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此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教师的缺勤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原因。为了找到破解这一问题的方法，三位诺奖得主联合进行了一次实验。通过实验，他们发现缩短教师的合约期限可以有效地增加老师的紧迫性，从而让他们的缺勤显著下降，而这对于提升他们所教学生的成绩也有明显的效果。

二、“接种疫苗送扁豆”的健康问题

在很多国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在导致疾病的众多疾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可防、可治的，只是穷人们出于预防成本的考虑，往往选择了不预防、不治疗。

在克雷默所有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最高的一篇就是关于药物价格对患者服用治疗寄生虫感染的驱虫药的影响的。借助RCT发现，如果驱虫药是免费的，75%的父母会给孩子服用药物；然而当费用仅有微小上涨，即价格涨至低于1美元的价格时，选择服用药物的比例也骤降至18%。这说明，穷人们大多对价格十分敏感。而从政府的角度讲，对于治疗关键疾病的药品，可能只要进行一点点的补贴，就可以改变穷人有病不治的行为。

除了价格以外，低劣的服务质量也会影响穷人对于疾病的防治。例如在很多地区，尽管有疫苗接种站，但工作人员经常脱岗，这不但导致贫困地区的人们经常不能接受接种服务，也很难对疫苗的可靠产生信任。为了寻求这一问题的破解之道，班纳吉和迪弗洛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将接种站在随机选定的村子中流动，并确保接种站中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岗。结果发现，服务质量改善后，疫苗接种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6%增长到18%。此外，他们还研究了奖励对于接种的效果，对完成接种的居民奖励一包扁豆。结果，居民的接种率进一步上升到了39%。

三、“借钱不还”的小额信贷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难以获得信贷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缓解贫困，就必须鼓励金融机构为穷人贷款。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实践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更是强化了人们的这一信念。对于这一看似显然的常识，巴纳吉和迪弗洛提出了质疑。通过实验，他们发现小额信贷的发放不仅很难达到像尤努斯宣称的那样高的还款率，它们在帮助穷人脱贫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显然，这一发现让促使人们反思小额信贷的成败是大有启发的。

四、“现时偏差”的化肥使用问题　　

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化肥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粮食产量，因此很多国家都利用补贴等方式鼓励农民使用化肥。但在实践当中，这些鼓励政策的成效却往往并不明显。为什么会这样呢？迪弗洛和克雷默通过RCT实验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农民拒不使用化肥，主要是源于一种“现时偏差”（presentbias）——既然关于化肥的补贴是长期存在的，而改用化肥又可能有风险，那么何不让别人试试成效，好了再用呢？如果所有农民都这么想，那么化肥就很难推广开。针对这一问题，迪弗洛和克雷默建议，应当将长期的补贴改成短期补贴。这个建议看起来好像对农民更为苛刻了，但从实践效果看，却是改善了农民的福利。

林教授的这一评论可谓切中要害。从现有的RCT实验来看，它们解决的只是类似寻找O环的工作，这些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即使解决了这些问题，也难以从根本上破解发展难题。这就好像，虽然没有O环不行，但有了O环，没有助推装置，飞船依然上不了天一样。在现实中，那些对国家发展影响深远的政策往往是复杂的，在实施过程中，它们会产生一般均衡效应，对经济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简单的RCT是根本不可能把握到的。

“O环”这个名词其实来自于“挑战者号”空难。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升空时爆炸，七名宇航员在爆炸中丧生。这一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造成这场严重灾难的原因，仅是一个完全不起眼的小配件——助推器里的O型环。

除了林老师指出的上述问题外，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外部有效性。RCT的结论看起来很美，但是它毕竟是实验，换个场景，换个更大的环境，这些结论究竟能不能再有效？那真的很难说。就以前面的产业政策问题为例，即使政府真的采纳群友的建议，用三个省来做实验，但从省级得出的经验真的能推广到全国吗？恐怕还是很难的。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CT其实也不便宜。对于中国的经济学者来说，RCT的最大现实意义是什么？有一位经济学家的回答是“在申请经费的时候可以更有理由了！”我当然知道她是在调侃，但这个回答其实也指出了RCT的一大缺点，那就是耗资十分巨大。尽管相对于政策的实践来说，实验的成本是微小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实验的成本却几乎是天文数字。不要说巴纳吉、迪弗洛他们所做的那种实验，即使在操作上简单得多的RCT实验也可以轻松耗去上百万的经费，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显然难以完成。由于耗资巨大，要重复RCT实验就很难，人们因此也很难知道一个实验得到的结果究竟是否可靠、是否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推广。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以上所述的各种缺陷，但瑕不掩瑜，RCT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工具，依然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另外，先实验，看看效果，再逐步推开的思路本身，对于我们避免盲目出台政策也是大有借鉴的。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引发的争议非常多，无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潮起潮落”，还是RCT实验优势劣势，科学家们为人类解决贫困问题而做出的探索与努力都是十分值得尊重的。

根据《人民日报》10月12日的信息，2013—201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9899万减少到1660万，每年减贫人数都保持在1200万以上，832个贫困县已脱贫摘帽436个。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左右现行标准的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90%以上的贫困县将实现摘帽。距离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还有一年时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也希望借助更多值得参考的工具，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减贫工作。

本文主体内容引用及整理自公众号“经济观察网”发布的《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用实验方法探索贫穷本质有用么》，作者陈永伟。若构成侵权请联系删除。